摘要：用中国传统哲学的术语说，学习型党组织是体，而创先争优是用。有什么样的学习型党组织就有什么程度的创先争优。强调学习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学习型党组织的当代内涵是党必须应对现实的挑战，应当贯穿创新、平等、自由、民主等现代精神。
    创先争优与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是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党的自身建设的两项有着密切联系的重大战略任务。本文从学习型党组织的视角切入，分析学习型党组织与创先争优的内在关系，以及从传统的维度与当代的维度对我们正在建设的学习型党组织作一些历史的追溯与现实的思考。
　　一、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与创先争优的内在关系
　　1.学习型党组织，是指注重学习、热爱学习已成为该类党组织的基本品质，学习渗透于该类党组织的日常活动之中。而创先争优，是要求把基层党组织创建为先进基层党组织，要求所有党员争做优秀共产党员。这两类党建活动是有所区别的，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强调各类党组织对于知识、技能的提高与品德和修养；而创先争优强调的是保持党组织的先进性，避免其落后与倒退。但二者在许多方面是共同的，如活动主体主要是广大基层党组织，二者都受制于党的性质、宗旨与使命，二者均统一于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之中，等等。不仅如此，二者还存在如下密切的联系。
　　2.建设学习型党组织与创先争优二者之间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创先争优是目的，意在保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而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则是其必不可少的手段。手段保证目的。没有切实可行的手段，目的不可能达到。毛泽东曾打比方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另一方面，手段的性质必须与目的性质相一致，否则手段是盲目的，甚至手段会异化变质，反过来会损害目的。失去创先争优目的的制约性，为学习而学习，片面地以追求读了多少本书，开了多少次会，写了多少份学习心得、总结报告等等，这些形式主义的做法只会离创先争优的目的越来越远。如果学习的内容是谋求“背离了人民根本利益的所谓党的利益”，特别是“腐败分子和腐败群体……不择手段地追求特殊利益的最大化”，则从根本上否定了党的创先争优工程。
　　3.另一方面，我们更应该把学习型党组织与创先争优看作是体与用的关系。体与用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术语。古人常把密切相关的两个事物区分为（本）体与用。中国古人所说的（本）体与用，与西洋哲学及印度哲学所说的本体与现象不是一回事，他们通常认为本体是真实的而现象是虚幻的。中国古人认为（本）体与用都是真实的，但体决定了用，二者是“源流根枝关系”。朱熹举例说：“假如耳便是体，听便是用；目是体，见是用。”（《朱子语类·卷一》）中国古人认为体用一源，有什么样的体，就有什么样的用。就党组织来说，党组织的活动、结构、性质、状况决定了它的功用。譬如，根据是否学习的标准，可以把党组织区分为注重学习的党组织与不注重学习的党组织。不注重学习的党组织既不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也不研究基层党组织自身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认识上模糊行动上就会盲目，这样的党组织必然是软弱涣散、趋于落后，甚至是名存实亡的党组织。根据学习内容的差异，可以把党组织区分为学习内容正确的党组织与学习内容错误的党组织。后者如“文革”期间，毛泽东要求全党学习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样的学习只能使各级党组织在“左”的歧途上越走越远。根据学习方法的不同，可以把党组织区分为学习方法高效的党组织与学习方法落后的党组织。片面强调灌输，领导对群众我讲你听，我打你通式的学习，也可能做到党组织步调一致，令行禁止，但毕竟与当代学习型组织所要求的创新精神相去甚远。总之，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到什么程度，党组织创先争优就会达到什么程度。说清楚前者，后者可以不言自明。
　　二、注重学习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与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1.对学习型党组织的探究可以从传统与当代两个维度展开。本文所说的当代是指改革开放的新阶段，也就是本世纪以来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与学习型党组织所处的历史时期。当代之前的历史阶段都可以称为传统，其中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党的历史传统，与古代中国的传统。中国共产党自始就有注重学习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又是对古代中国的学习传统的继承。
　　2.强调学习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儒学是影响中国两千余年的主流学说。儒学的创立者孔子以好学著称。记载其语录的著作《论语》，首篇是“学而”，第一句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认为他优于别人的地方在于好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他不认为自己是生而知之的天才，他的知识都是学习得来的，“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他认为人的所有的优良的德性都不能离开学习，否则就发生偏差，“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孔子认为做官首要的前提是学习好，“学而优则仕”。孔子是中国创办私学的第一人，弟子达三千余人，其办学也就是指导与帮助年青人学习。亚圣孟子同样广收门徒，以至游历列国时还“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他认为人生有三大乐事，而其中之一即“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尽心上》）。先秦儒学集大成者荀子，一准乎孔子，其著作《荀子》的首篇是“劝学”，第一句是“学不可以已”，全篇反复申述学习的重要性及学习的方法、教育的方法等。荀子在当时最重要的学术机构齐国“稷下学宫”中，“最为老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秦以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从此成为国家学说，以后历朝历代莫不如此，儒学及其好学传统也随之延续下来。被喻为孔子以后中国第二大教育家与思想家的朱熹，著作浩繁，仅《朱子语类》即达130卷之多，而其中卷七至卷十三即是专门谈学习的重要性及各种学习方法的。朱熹的著作是元、明、清三代科举的法定教科书，其学习思想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3.强调学习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学说为指导思想的。所以它首先面临的任务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了寻求真理指导革命，早期共产党人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而当时掌握马克思主义较多的党员如李大钊、李达、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甚至总负责人。虽然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犯了生搬硬套的错误，给党的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危害。但历史地看，这也是共产党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环节。毛泽东一开始并不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知识较多的领导者，这也是他的领导地位一度被王明所取代的客观原因。有鉴于此，“到延安后，毛泽东进行‘恶补’，凡是能找到或买到的马列著作都认真研读，作大量批注”。毛泽东并且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过程中获得的具体经验结合起来，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撰写了一系列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著作。毛泽东不仅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还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亲自去延安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等授课。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强调学习及端正学习方法是整风的重要内容，毛泽东为此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报告。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努力学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及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起到了无可否认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结合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任务，毛泽东多次带领全党掀起学习的热潮。著名的读书运动如：建国初期于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要求全党干部学习《共产党宣言》等十二本书。“从1959年冬始，党中央号召全党干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组织读书小组，集中整整两个月……逐章逐节地深入研讨”。“1974年12月，毛泽东……要求‘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在全国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一以贯之地强调全党学习的重要性。邓小平结合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提出：“当前大多数干部还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实践中学，从书本上学，从自己和人家的经验教训中学。”江泽民于1994年提出“学习学习再学习”的著名口号，1995年提出“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讲学习”是首要的一条。胡锦涛则先后提出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党与学习型党组织等重大战略思想。
　　4.无论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学习，还是中国共产党人所说的学习，都不是简单地学习书本知识，而是要结合实践，指导实践，化理论为实践。孔子所说的学习，本来就不是简单学习书本知识，“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书本知识的学习只是德行修养践履之后的余事。荀子提出“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使儒家学说很大程度上成为应试做官的敲门砖。对此，程子、朱子等儒学宗师一方面无奈地承认科举的现实，认为即使孔子生于后世也得参加科举；另一方面又极力呼吁学以致用，知行结合。程颐提出：“须是将圣人言语玩味，人心记着，然后力去行之。自有所得。”“将圣人之言语切己，不可只作一场话说。”（《二程遗书·卷二十二上》）儒学传统所培养出来的众多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杰出才干与伟大气节，都不是简单地背诵书本知识所能做到的。
　　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直接目的就是指导中国革命，其实践指向不言自明。由于盲崇马列词句的教条主义曾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危害，毛泽东特别强调实践对于理论的形成作用、检验作用等，并以《实践论》加以系统论述。改革开放之初，鉴于“两个凡是”禁锢思想的危害，邓小平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大讨论，作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在新的历史时期，胡锦涛说：“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关键是要及时回答实践提出的新课题，为实践提供科学指导。”
　　三、学习型党组织的当代内涵
　　1.与民族传统及党传统意义上的学习相比，中国共产党人在现时代的学习面临着新的形势、新的任务与新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是目前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在发展中所遇到的一切问题都是党必须面对与加以解决的。从经济方面来说，经过三十多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形成，但远未成熟。党和政府对计划经济的管理与调控相对简单，而对市场经济的调控则复杂而困难。特别是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虽然高速发展，但是高成本、低效率的粗放式发展方式未能得到根本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得不到根本改变，则中国的快速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中国也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的经济大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严重的贫富分化所引起的公平正义问题，也是党必须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从政治方面来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广大国民参与政治的需要与参与政治的能力正不断提高，而现行的制度设计尚不能适应这一变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掌握着国家权力。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严重的腐败现象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腐败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则会丧失群众的信任，危及党的执政地位。从文化方面来说，一种社会形态的成熟与稳定，最终依赖于其文化方面的成熟与稳定。而文化的发展又是建立在经济政治发展的基础上的，以经济政治体制的成熟稳定为前提。就此来说，目前我国文化建设的滞后及任务艰巨是不言自明的。从国际形势来说，中国已经全面介入了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秩序中，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已没有清晰的界限。中国必须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遵循更多的国际标准，承受更多其他国家与民族的批评与指责。所有上述问题的研究与解决都是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实际内容。胡锦涛说：“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2.学习型党组织的概念是从学习型组织的概念借鉴过来的。学习型组织的概念是从西方传来的，其代表性著作是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彼得·圣吉等人提出的学习型组织是针对企业管理而言的，他提出作为学习型组织的企业应培育（修炼）五个要素：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队学习，系统思考等。其实在笔者看来，透过彼得·圣吉的论述，学习型组织的基本信条只有两个：其一，创新的理念与学习的理念。创新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一切文明成果都是创新的产物。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显得更重要。如果说工业文明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机器设备、能源与资金，而后工业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则是知识资本（产品）。知识产品只能是创新的成果。创新型国家的标志之一，就是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应达到70%以上。而创新是离不开学习的。中国古人说“温故而知新”，“温故”才能“知新”，而“温故”的目的在于“知新”。所以学习型组织强调学习，而且是不间断的终身学习。其二，民主、平等、自由的理念。学习型组织所强调的创新不是个别领导者的创新，而是所有成员的集体创新。这就必须调动所有成员的创新与学习的积极性。由此必须废止领导与下属间的简单的隶属、钳制、命令关系，而代之以平等、自由与民主关系。废止权力型的垂直管理模式，而代之以非权力型的扁平管理模式，着力营造所有成员，包括领导与下属间的伙伴关系，而非简单的命令与服从关系。
　　3.学习型党组织的建设必须贯注创新、平等、自由、民主等当代理念，并以制度机制加以保障。关于创新易于达成共识，国人争议不大。而对于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则分歧较大。彼得·圣吉等人鉴于知识经济时代的现实需要突出强调自由、平等、民主等的重要性，其实这些观念是西方近代以来一直在弘扬的精神。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日渐强大的资产阶级带领劳动人民反对欧洲中世纪普遍存在的人身等级依附与封建君主专制而提出的口号与高举的旗帜。伴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荷兰与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不断取得胜利，并最终完全取得了国家统治权，上述理念则不断深入人心，并由资本主义国家在宪法与法律中加以体现。资产主义国家由于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资产阶级废除了封建特权，但又建立起金钱特权，他们对自由、平等、民主的实现是相当有限的。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代表人类前进的方向，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共产主义的描绘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对于当代来说，实现充分而真实的自由、平等、民主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目标，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任务更为艰巨。
　　对于中国人来说，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还是相当欠缺的，需要着意加以培育。中国古代社会是宗法等级社会，强调上下尊卑格局；中国古代社会也是专制集权的社会，强调命令与服从。中国古代社会的等级制与（家长式）集权制与古印度、古代欧洲相比，显得相对温和。这使得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平等自由的。黑格尔说：“除掉皇帝的尊严以外，中国臣民中可以说没有特殊阶级……其余都是人人平等。”钱穆曾有“中国人自由太多，不是太少”的说法。其实他们所观察到的中国古代的平等与自由，充其量是因为小农社会居住分散、互不交往、互不干涉的平等自由，也就是孙中山所感慨的一盘散沙式的平等自由，其作用是消极的。现代意义上的平等自由，建立于市场经济的基石之上，是人们普遍交往、密切合作与斗争中的平等与自由。这样的平等、自由古代中国不存在，在计划经济时期也不好说是存在的。计划经济体制消灭了地主、资本家等剥削阶级，这当然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但又把人群区分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中有集体与全民之分，集体又有小集体与大集体之分，全民有大中小企业的区分，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的区分等等，每一种身份都意味着不同的等级。由农业人口变为非农业人口，由集体单位人变为全民单位人，难度几乎都相当于“鲤鱼跳龙门”。计划经济年代的自由也是相当匮乏的，企业生产一概听命于政府计划，连农民养几只鸡几只鸭都得经政府允许，否则就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消灭。改革开放后，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国人才逐步真切地感受到自由与平等的含义。
　　现代意义上的平等自由必然导致社会管理活动中的民主制。民主制的要义在于尊重每个人的意愿，虽然以少数服从多数作为不得已的决定机制。由于每个人的意愿都受到尊重，也就调动了每个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如果只是服从领导者的意见，大众的意见不起作用，久而久之，大众就会怠于思索。密尔说：“一个人当他的思想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而仍要不怕麻烦地去思想……这个人对智力活动本身一定具有极不平常的爱好。对智力活动的唯一充分的诱因，是智力活动的结果有被实际采用的希望。”广大民众怠于思索，大众的集体创新也就成了空话。学习型政党的建设必须贯注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理念，并且以制度革新加以保障。就人的美德与法律制度二者相比较，前者是主观的、偶然的、任意的，后者是客观的、必然的、稳定的。有价值的理论与主张只有转化为法律制度，才能具备可操作性而不至于流为口号，才能取得客观效准性而被人民广泛遵守。邓小平说：“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没有制度的保障，只依赖个别领导人的兴趣与威望，就会出现“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后果，再好的做法都是偶然的存在物，是持续不下去的。由此观之，学习型党组织的建设必须由有利于学习的制度加以保障，才能落实与常态化。
　　总之，学习型党组织的建设既有传统的根基，又有现时代的内涵，是创先争优的根本途径与根本手段。学习型党组织的建设成功，党的创先争优则是其自然的硕果。